“官不聊生”错在哪-转作风干部要有积极心态之一
(发布时间:2014年06月04日   阅读:479次)

    会在约束中工作,习惯在监督下干事,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,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

  

  没了公款吃请,没了储值卡消费,吃粽子得自己买——对置身“体制内”的一些干部而言,刚刚过去的端午节,意味着又一次在“寡淡”中体会“清新”。

  自八项规定以来,这种转变日渐成为“新常态”。广大群众从中看到了希望,许多干部也由此卸下了包袱,不用再因送往迎来疲惫,不用再天天被酒精考验,不用再为坚持原则苦恼,关系简单了、环境单纯了、心态轻松了。

  但也有一种不同声音,认为福利减少了、行动不自由了,当公务员“越来越没意思了”,甚至产生“官不聊生”的牢骚,以至于有媒体预测,新一轮“官员下海潮”或将到来。

  古人说,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。不能坐好车了,不敢上酒店了,连办公室也要挤一挤了,这确实让一些干部不那么适应。用权的紧箍咒多了,违规的成本变高了,“摊上事儿”的风险加大了,也确实让一些人觉得“为官不易”。

  然而,规范干部“吃、住、行、游”的桩桩件件,哪一项管得过分、管得过度了?用公款送年货节礼,应该吗?公款吃喝奢侈浪费,不该管吗?铺张挥霍、劳民伤财,能行吗?转作风的各种要求,不过是让领导干部守住底线、坚持原则、不要违法乱纪而已,还不到“为官不易”的程度,更没到“官不聊生”的地步。

  有干部“吐槽”:干得挺多、挣得太少,没有点额外收入,不来点体外循环,拉不开栓。平心而论,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公务员工资也应该水涨船高。然而,“工资低”的抱怨,并不能成为灰色收入、隐性福利的借口。还要看到,取缔不合理收入,恰恰是增加合理收入的第一步。只有工资和收入统一了、规范了、透明了,公务员的真实收入才不至于雾里看花,给公务员涨工资才会得到社会的理解。

  相比于“低收入”焦虑,一些人“官不聊生”的慨叹,还在于“高风险”用权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·雷日科夫引用过一句名言:“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。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, 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,那么一切也就完了。” 在任何时候,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,如何使用、用之何处,最能体现执政者的追求。如果把本不该有的特权剔除就感叹“为官不易”,把超标滥配的待遇归零就抱怨“官不聊生”,我们的觉悟和境界体现在哪里?我们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彰显在何处?

  从这个角度,“为官不易”的形成,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;“为官不易”的感叹,则对应着以往“为官太易”的扭曲。说白了,正是因为在思想观念、行为习惯、工作作风上缺乏足够的束缚,让一些人对不正之风习以为常,误以为这就是“当官”的应有状态。如果还想着“一杯茶、一支烟、一张报纸看半天”,随着转作风深入持续推进,失落实属必然;如果只信奉“千里来做官,只为吃和穿”,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,风险不可避免;如果不懂得“畏法度者最快乐”的道理,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,痛苦还会加大。

  为官发财,应当两道。习近平同志多次告诫领导干部:“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,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,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。”“心正心灵,则业勤业精”。公职人员之所以是特殊群体,就在于其是“公共人”,而不是“经济人”。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、苦心孤诣于一己之私,根本不适合进入公职人员队伍。不从思想上解决好入党为什么、当官做什么、身后留什么的问题,不具有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。

  政声人去后,民意闲谈中。从古到今,为官者的价值都承载于奉公为民上,体现在民意口碑中。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胸襟,郑板桥“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追求,焦裕禄“我们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,不能讲究吃穿,应该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”的情怀,至今令人感佩、给人启迪。找准了自身定位,明确了价值所在,学会在约束中工作,习惯在监督下干事,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,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。


 

 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4年06月04日 05 版)

(来源:人民日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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